一想起方悄，我就有一个错觉，认识他仿佛是昨天的事，彼此间也没多远的距离。

事实上，我们认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，空间上也隔着一重一重的山水。一个来自孔孟之乡山东，一个来自天府之国四川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的首届作家班，让我们有幸成为同学，同住在一栋研究生楼的301室。那个时候他写诗，他一直以一个诗人的形象孑然行吟于我的记忆里。今得知他拟出版一本散文随笔集《往事流沙》，并叫我作序，我多多少少有一点讶异。一个写诗的人又写了一本文集，让我骤然意识到岁月的流逝，意识到横在我们之间的，是多么实实在在的天南地北。他的家乡云阳早已划归山城重庆，我业已辗转来到龙都濮阳。直到煞有介事地提起笔来，准备欣然从命，我才从那个固执的错觉中清醒，只知道他是《诗歌报》月刊副主编，别的了解无多。不得不临时抱佛脚，逮住他传来的篇目来来回回看。手忙脚乱中，不知怎样才能切中其为人为文的一鳞半爪，侥幸完成一篇赖以蒙混过关的序言。

方悄的书桌靠窗，床为下铺，是第一个抵达301室的，我是第三个。因为我的床就在门后，又在下铺，我曾被大家推举为中国文坛新军驻北京某部301师师长。夸大其词，玩谐音梗，也是一些文学愤青惯走的路数，如同叫花子唱莲花落——穷寻开心。尽管师长听着派头大，职权却非常有限，只负责给来访者开门，给告退者送行兼关门，还兼着负责提醒督促每个人的值日工作。实际上，真正的师长是方悄，或者说成司令才更合适。他第一个到的就不说了，还生活优越，吃的比我们好，穿的也像模像样。重要的是，他显得比我们有涵养，架一副眼镜，喜欢手托着脸看你，说起话来引经据典，条分缕析。这样在有涵养的基础上，就又显得特别有见地。一个人身份地位确立了，说出的话自然有分量，远比我这个杂牌师长的话更掷地有声。我记得好几次同室操戈的战火，都是他慢条斯理地熄灭的。而且，他不仅个人卫生搞得好，轮值时的打水扫地一类活计，也决不偷工减料、敷衍了事。所以他的值日从不用我管，当然师长也管不了司令。

为什么老是产生方悄同学就在身边的错觉，想来这便是渊源了，我们毕竟一块主政过一个寝室。以至于事过多年，他还习惯遥控我，先是敦促我为一个英年早逝的同学写纪念文章，又接着下达一个更光荣也更艰难的任务：“我最近要出一本散文集，序由你来写，不许讨价和推辞。”恍惚之间，仿佛又回到了朝夕相处的301师师部。

同宿舍人中，方悄几乎是我唯一找不出毛病的一位同学。除了上课时间，他一般都在属于他的方寸之间活动，读书，写作，思考，伴文字如同伴呼吸。他很少像我和其他同学那样，串门，扎堆，扯淡，动辄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。即使偶尔出一回神，参与一下我们的高谈阔论，他也自有一份淡然和笃定的力量，宁静致远。我记得他有一句平白如话又饶有意趣的诗：“从星期一到星期六……”那时很多地方都还没推行双休日制，周一到周六囊括消耗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。显而易见，这是他一句诗的上半句，所指与能指的具体出发点与落脚点我已不甚清楚，但却抱住皮毛不放，滥用至今，动不动就从哪到哪一下子。尽管彼时已过了人手一张《诗歌报》的发烧年月，但以我对他的理解，他仍会比我们多数人走得更远，会靠着那些平白如话又饶有意趣的句子，走出一片自己的天地。

说一件小事。

现在想来，301师还真有许多不同常师之处。从门牌序号看，301师当是第一支登陆进驻那届作家班的先头部队，而且还一度秘密地超编。开学以后，又有一个华东师大的学生赶来报读作家班。他也是四川人，姓向。向同学好像是请假溜号来的，只能读一段时间，来得晚还要走得早，交全价住宿费有点划不来，在管理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他借宿了我半个床位，并主动提出共同承担此间的床位费。床位费一说，大家都未必当真，属于悬念。因为我俩的行为不说是非法同居，也有非法租赁的嫌疑，侥幸不被查出来就万事大吉了，哪还敢真指望发一笔邪财！幸好我身材瘦小，他也不够高大，两个人睡一张床固然挤了些，但想到人在外面，与人为难总不如与人为善好，能凑合就凑合一下吧。这样扩容到7个人的宿舍，就有3个是四川籍的，下剩4个，分别来自苏、鄂、宁、鲁不同的省区。向同学之所以到我们屋来，想来也许就因为这里有他的两个同乡，除了方悄，还有一个叫刘浏的同学。他们用家乡话交流的时候，我们都听得云里雾里，只有眼馋人家那份老乡见老乡的亲近和欢喜了。

有一句耳熟能详的民谚说，一个槽上拴不得两个叫驴。夫妻睡一张床还乱蹬乱争被子呢，何况两个男生，更何况床虽可以挤，桌凳却只有一套，我用了他就不能用，他用了我就不能用，时间一长，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。我记不清他住的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了，但记得他走的时候已颇有微词，几欲单方面撕毁口头协定，或重新议价。其实他甩手走人就行了，用不着说东说西。结果方悄看不下去，站出来主持公道，问他还能否找到第二个肯出租半边床的人，让他兑现承诺，逐日按价付费。直到看着他把钱给了我，方悄才跟他话别，为他送行，说好回到家乡再联系。我在其他文章中说过，我的作家班生涯衣食不保，难以为继，这份多少有些意外的补偿，倒叫我在窘境中吃了几顿饱饭。仔细想想，床虽叫人家睡了一半，但包含床位费在内的桌凳多由我霸占着，潜意识里把自己当原住民，当二手房东，却要人家承担一半费用，到底是他亏，有意见也在情理之中。不知今天向同学人在何处，是否常跟方悄叙旧，若说起那段同宿一铺的日子，唯愿大家一笑而过。事虽小，方悄却在老乡和我之间站在我的立场上，维护我的利益，他只对事不对人的那份坦荡磊落，就此可领略一二。说起来，这也是我什么时候想起他，什么时候都要生出他还我在身边这一错觉的又一个根本缘故了。

一晃经年，往事遥远。这本谈诗论文的集子，让我得以重温方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，磊落为人，执着为文。时至今日，他依然工笔于那些长长短短的句子，不谙世事，也不屑于谙世事。好比一棵临风的树木，不卑不亢中，我手写我心；不卑不亢中，遗世而独立。这都什么年头了，他还《专等一个人》，他还《但伤知音稀》，像个小男生一样地《雨中独白》《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》，甚至一度恨不得为某个人殉情。按说方悄早过了伤春悲秋的年纪，他也不是那种容易伤春悲秋的人，上学时就不是，现在更不是，只因为不滥情，才会用情专注到解不开的份上。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：“有一类人神经末梢很发达，对不关己的事情的关注往往超过自己的事，常常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愁闷。他们傲慢、自大，以超前的眼光审视现实，觉得满意的少不满意的多，不屑与人交往，交的朋友很少，但交得认真，可以生死相依。”我深信其言，并且有理由推测，也只有坚定了这样的理想信念，他才会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里更进一步地发出响亮而独特的声音：“一个没有殉情的民族，一定充斥着势利和铜臭，这样的民族我不喜欢。我愿做一个旅人，陪同心爱的人永远流浪下去，直至死在旅途，由她将我埋葬。”我欣赏这样的情感，或者说思想，举重若轻，小我中不时见大我。只有一个个个体的综合水准提高了，社会文明才能在薪火相传中得以长足的进步。所以我要说，这与其说他在伤春悲秋，毋如说他以审视自身为媒介，借以反思国家民族的命运。一样的儿女情长里，让人品匝到了不一样的况味。

如果说抱残守缺着一份情素有点不合时宜的话，那么，再一相情愿地探讨那些玄虚而又深远的课题，无疑更奢侈也更危险。不巧又偏巧的是，方悄把这二者全占了。你看他置身书斋、埋头案前，又自说自话地坐而论道起《关于哲学》《关于梦境》《关于坚持》，真叫我不知该为他鼓掌呢，还是该给他以当头棒喝。我虽然做不到像他那样潜心修行，但骨子里有一个基本观点：见证一个作家是否真正具备大无畏的开创精神，不是看他写了多少作品，而在于他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务一务虚，在于他能否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敢于远离著作等身的表面诱惑和以字计酬的眼前利益，负一隅而作战，搏中流而砥柱。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蕴、气节、灵魂、个性，以及艺术境界和生命真谛，凡此种种，无一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而又唯有它们，才是支撑一个写作者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元素，是这一个写作者有别于那一个写作者的鲜明特征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方悄做到了。早在课堂上，他的诗就深得张志民、邹静之等大家名师好评。这些洋溢着诗意的作品，是从他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。

一个弄诗的人弄文，也许并不讲究形式；一个集子里的文章，也许并不篇篇锦绣。但是，他跃然于纸上的思想智慧和机锋光芒，以及他贯穿于字里行间的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，仍不时让我击节拍案，恨不得跑到他身边，再像上学时一样来一次彻夜长谈。我知道方悄饱读诗书，但饱读到旁征博引如家常闲话，言必有据如信手拈来，还是叫我一惊再惊。也是在这部书稿里，我看到了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读书人和写作者。诚如他说的那样，用诗沉思人生，用文辩论人生。在这里，古今中外的学问皆能被他拿来应用，却又不拘泥于古、不崇媚于外，纵使上究天文、下探地理，到头来，还是具体到了大爱大恨的立场上，具体到了大是大非的立场上，字字句句皆情有所归、理有所依。我常想，一个人写什么或怎么写，关注什么或抗拒什么，冥冥中，一定是受了谁的暗示或操纵，舍此你很难找到更充分的理由解释，梵高何以要一意孤行地画一辈子向日葵，西西弗斯又何以要穷尽毕生的精力往巅峰上反反复复推石头。那不是别的，那是我们的宿命，是上帝将我们派遣到尘寰时便派定好的最日常的工作，最神圣的劳役。

既是宿命，又是最神圣的劳役，再多说就有点冒犯上帝了。就此打住，聊为序。